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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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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ary Gereffi，杜克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产业升级、社会经济发展，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创始人之一；John Humphrey，苏克萨斯大学商学院荣誉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价值链治理；Timothy Sturgeon，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绩效中心（MIT 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重点涉及电子产品、汽车和服务行业离岸外包。

来源：Gary Gereffi ,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摘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旨在解释全球价值链中不同治理模式的产生与演变。自变量方面，本文借鉴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以及技术能力和企业层面学习三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确定了在决定全球价值链如何治理和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即：（1）交易复杂性（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2）交易可编码性（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3）供应商能力（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因变量方面，本文识别了五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别是等级型（hierarchy）、专属型（captive）、关系型（relational）、模块型（modular）和市场型（market）。文章指出，维持上述五种价值链治理形态所需的显性协调（explicit coordination）和权力非对称程度依次递减。除了静态分析，本文还通过对自行车、服装、园艺、电子产品四个行业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发展的可能性。

 文献综述：超越市场-垂直一体化二分

全球价值链可以被定义为一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材料和劳动投入与技术相结合而得到加工，被加工的原材料随后被组装、销售和分配。得益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可以从外包非核心生产环节中获得更大收益，使其倾向于“去垂直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地理空间上分散的各生产环节并通过中间品贸易编织成一个全球网络。

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日益碎片化，那么不同的生产环节是如何协调组织起来的呢？既有文献尝试做出了一系列解释。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主要取决企业间关系的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程度。标准化产品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但非标准化产品可能需要依靠内部化，以期减少被“敲竹杠”的风险、降低复杂设计信息传递的成本、满足供货时效性要求。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也有至少两方面不足：一是忽视了市场和生产内部化两极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网络理论指出，没有等级化行政控制的情况下，信任、名誉、相互依赖可以抑制“敲竹杠”行为。二是高估了内部化生产的有效性。内部化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协调成本，但没有企业能把所有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服务都内部化，因为学习生产某个产品总是需要投入成本。相较之下，能集中资源在竞争力环节上的企业有更好的表现。在此情况下，产业组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该理论指出至少存在三类产业组织形态，即市场（market）、纵向等级关系（hierarchy）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网络（network）。但实证观察提示我们“网络”这一类型之下尚有进一步细分的空间。

因变量：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这一分类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前文提到的市场-网络-等级关系三分法的基础上，将“网络”这一价值链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了三个类型：模块化网络、关系型网络以及专属型网络。至此可以得到了五类价值链治理模式：一是市场型价值链，其特点是交易双方都有着大量的外部选项，且寻到替代伙伴的成本都很低。二是模块型价值链，其继承了市场交易在交易速度、灵活性等方面的优点，但上下游厂商之间交换的信息除了价格还包括生产图纸等。供应商需要按照客户的要求组织生产，但专用资产较少，供应商通常采取全包供应模式和通用设备进行生产，因此退出成本仍较低、与主导企业之间的关系亦较为平等。三是关系型价值链，其特点是生产中存在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此需要频繁互动并建立专用资产。为了避免“敲竹杠”行为的发生，上下游之间常通过信誉、家庭和族群、地缘等纽带维系关系。四是专属型价值链，其特点是小型供应商高度依附主导企业提供的资源和市场，常被限制在很小的生产环节（如简单组装）上，同时主导企业严密地监控供应商。五是等级型价值链，其特点是垂直一体化，同一公司内部总部对分部实施直接行政控制，动机通常包括降低协调成本（特别是对生产时效性要求较高时）、保护商业机密等。

自变量：一个关于价值链治理的理论

上述五种治理模式分别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本文提出了三个解释变量，分别是：（1）交易的复杂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复杂度，当价值链生产非标准化产品、或产品具有不可分割的架构、抑或对产出时间的精确性要求高时，交易的复杂性也相应较高。（2）信息可编码性，指交易所需信息和知识可以被编码、进而被有效率传递、而无需交易方之间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程度，与技术特性、是否存在行业标准等因素有关。（3）供应商能力，指供应方满足交易要求的能力。

如果上述三个因素可取值“高”或“低”，则有八种理论上可能的价值链治理理想类型。文章排除了其中不合理的，指出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即上文指出的五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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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

上述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类型对应不同的权力关系。等级型和专属型价值链中，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关系不对称，前者往往可以对后者直接行使权力；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由于交易中任一方都具备对方不掌握的关键能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较为对等；模块型与市场型价值链中，由于交易双方都有较多的退出外部选项，权力关系则更加对称。

下图较为直观地展示了五类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其中，细箭头代表基于价格的交易；粗箭头则代表了信息流与控制流，意味着上下游厂商间关系需通过显性协调加以管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性总体而言在下图中从左向右呈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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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基于自行车业、纺织业、新鲜蔬果、电子产品的案例分析

在上述静态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尝试基于自行车、纺织品、新鲜蔬果、电子产品四个行业的案例，揭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演化逻辑。下表中的六个箭头显示了价值链治理模式变迁的可能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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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车业：从等级型转向市场型治理

20世纪自行车行业价值链经历了从等级型治理向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治理的转型。自行车业兴起之初，其生产高度垂直一体化。但随后由于零部件之间的接口走向标准化（对应上表箭头③），生产开始走向分散。专业化的零部件生产商由于汇聚了需求而开始具备规模优势，获得了比纵向一体化企业更强的竞争力。供应商具有的专业知识也使得它们在各自领域内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如果他们得以成功，还可能会建立起行业内事实上的标准。

2. 纺织业：从专属型转向关系型治理

纺织业价值链从专属型转向关系型，主要的推动力是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上表箭头⑤）。作为纺织业中心的东亚经济体，最初主要仅在出口加工区中进行简单生产组装，但随后逐步转向对供应商能力要求更高、同时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全包供应（full-package supply）模式。文章指出，全包供应的出现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因其能够促使本地企业学习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并在国内创造大量的后向联系，产生外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除却本文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外，国际贸易规则亦对纺织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变迁发展有影响。20世纪70年代《多种纤维协定》设定的配额刺激了中间商的兴起，由其协调美欧买方和全球各地纺织工厂之间的交易；而随着2005年《多种纤维协定》基本失效，全球纺织品生产很可能会日益集中于中国大陆、印度、印尼、墨西哥、土耳其等少数几个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这种生产集中化将促使供应商能力和信息编码能力提高，并削弱中间商地位，由此可预期纺织品价值链朝着进一步模块化的方向转型。

3. 新鲜蔬果业：从市场型转向更高水平的显性协调模式

肯尼亚和英国的新鲜蔬果贸易从最初的市场型转向了包含更高水平显性协调的治理模式，主要的推动力有二：一是英国超市的商业竞争考虑。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连锁超市将新鲜农产品视为市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新鲜蔬果少数几个可以将消费者从一个连锁超市吸引到另一个连锁超市的产品。为了吸引客户，超市更加强调强调产品质量、供应稳定性等。二是英国市场监管要求的提高，连锁超市被要求增加对食品安全、环境和劳工待遇等方面的关注。于是，英国超市开始在各个生产环节上对肯尼亚供应商进行监督，使厂商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价值链治理模式也逐步转向关系型。

4. 美国电子业：从等级型专向模块化治理

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的电子业由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厂商主导。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的兴起，一系列价值链环节都外包了，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合同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的生产方式。再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北美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的厂商、以及若干重要欧洲企业都决定退出制造环节，电子产品的制造产能于是转移到了若干巨型合同制造商，如美国的Solectron。这些生产商为电子产品的价值链引入了模块化属性，将自身的业务范围从简单的电路板组装延伸至元器件采购、最终产品组装、物流分销、售后服务等领域。传输电子设计图纸的标准化协议、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的处理技术等使领导厂商更容易切换和共享承包商，并抑制了特定资产的积累。

但是，生产体系的开放化也为知识产权侵权敞开了大门。为了保护关键知识产权，电子业是否会向着封闭化方向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迁并非单向。

5. 小结：全球价值链变迁的动力学

本文的三个解释变量——信息的复杂性、编码信息的能力、供应商能力——如何以及为何变化？第一，信息复杂度会随着领导厂商寻求从供应商处获得更加复杂的产出和服务而提高。第二，可编码性和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张力，因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原先的信息编码标准。第三，供应商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供应商在生产中学习时，其能力将提高；而当采购方引入新的供应商、或提高了对生产要求时，供应商的相对能力又将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演化方向并非单向，也没有单一最佳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某些产品而言（如索尼、三星的消费电子产品和Zara的服装），垂直一体化可能是比其他方式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结论

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主要由三个变量决定：交易复杂性、交易编码能力、供应商生产能力。这些变量有时由产品的技术特性和生产过程决定，但有时也受政策干预和企业战略影响。价值链中蕴含权力关系，应注意价值链两端的行为体都具有各自的权力资源：价值链上游的厂商往往掌握关键技术而具有制定标准的权力，但价值链下游的用户也并非全然被动，其在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属性和创新轨迹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文的基础上，仍有一系列研究值得进一步开展。一是除本文关心的影响因素外，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有关制度（如金融、公司治理、教育和培训等）、国际经济规则等也可能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和变化趋势产生深远影响。二是有关如何在价值链与产业升级之间建立关联。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若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参与由发达国家企业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对理解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进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净收益如何增加等十分重要。

词汇积累

交易复杂性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

交易可编码性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供应商能力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全包供应

full-package supply

合同制造

contract manufacturing

译者：余嘉荣，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发展、经济制裁。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李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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